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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教育杂志范文

文史教育杂志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语专业;现当代文学;实践教学

《现当代文学》是汉语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之一,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概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增进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感知和理解,提高学生的现代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锻炼提升学生分析、鉴赏、评论作家作品的能力。当前,汉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师大多还是采用本科“知识本位”的授课方式,课堂讲授占绝大比重,教师们习惯于就“本”讲“本”,即按照既定教材以文学史为纲,串讲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学生多为被动“听”,而在“说”“读”“写”方面训练不够,更缺乏交际交流、实际操作和应用方面的体验。如此看来,职业核心能力的指向性和专业性也无从谈起。因此,笔者以现当代文学课程为例,在基本理论知识讲授的基础上,加大教学实践,强化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探索以实际应用和服务汉语类职业群为旨归的教学模式。

一、课堂教学变“讲史论理”

为“品读体验”实践教学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基础知识的传授与接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了解和把握仍然是应用和实践的前提。在有限甚至不断面临压缩的课堂教学时长中,应当由以往教师一味串讲史论转变为师生互动、精讲多练,让学生更多地体验品读。

(一)以专题版块和话题研讨实现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作为纲线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习,是本课程的学习前提,而对于专科层面的学生,则需要在有限的学时中快速掌握文学史发展阶段特点以及思潮、现象。笔者采取了专题版块教学和发动学生分组进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在引导学生掌握现当代部分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对代表作家经典作品进行精讲精读,以点带面地构建人文课堂。如在现代文学部分探究文学中“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觉醒这一宏大主线,就可以通过鲁迅的早期作品的理解、郁达夫作品思想和表现方式的争论、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主义的端倪、《雷雨》剧本中人的命运的思考等话题讨论加以具体感知。学生在了解文学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大框架下,在教师的指引下进行个性化阅读和体悟。现当代微观实践教学课堂的强化,使专科层次的学生不再惧怕过于艰深的理论内容,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阅读体验和感悟中,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做,极大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课堂上师生共同探讨,从规律到现象,又从具体到抽象,与文学对话、与作家作品对话,共同成就现当代文学宏观架构与微观体验的统一。

(二)以情境体验和走访调查营造浸润式教学氛围文学艺术的实践和体验是需要代入情境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除了通过音频视频营造和模拟文学作品情境外,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主动参与和实境感受,从而焕发文学课程的艺术人文魅力。如,举办现代(当代)诗歌散文班级朗诵会,在现当代名作家纪念日开展读书分享会,观摩“西南剧展”经典作品展演、观看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开展网络文学推介会等,学生们身临其境,心随境动,在活动过程中自觉主动地“听说读写”,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在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浸润中感受文学的魅力。

二、课外实践变“平面单一”

为“立体综合”从传统视角看实践教学,无非是学生多读多想,课堂上搞搞讨论会,学生上台露露脸,热闹一番即为“实训”。笔者认为,文学课除了用好课堂,还可以利用诸多有效资源,真正实现“大文学”教育。

(一)利用图书馆藏,强化阅读训练图书馆是高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便利、最直接获取阅读积累,实现课外自我提升的地方。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把学校图书馆用好,是课外拓展、课外阅读和实践的一个最好平台。任课教师应当与图书馆建立长期合作,从课程伊始就带领学生以实践参观形式上好第一节课。学生在书海中找到了课程坐标,明确课程阅读书目的范围。并把学生进馆频率、读书笔记和借阅量作为课程过程性评价的依据之一。学生在一段时间的坚持后,阅读从“必要”成为“必需”,深化了课程教育教学效果。

(二)结合地方文化,体现校本特色本土文史专家和当代文人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一笔宝贵的有效的实践教学资源。“桂林文化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郭沫若、茅盾、巴金、何香凝、田汉、夏衍、艾青、欧阳予倩、徐悲鸿等文化名人曾经在桂林留下了文化文学足迹,为现代文学部分的教学提供了许多近距离而又真切的体验和实践素材。在如此特殊特别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学生更容易体会到文学与时代的共生共鸣,更有兴趣探寻个人生命轨迹与文学文化、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当代,广西桂林本土也涌现了不少作家,桂林籍作家白先勇、鬼子、东西、光盘、林白等,都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本土文学绽放的精彩。笔者组织学生搜集整理资料、走访探寻名人遗迹、认真研读作品,并把学术讲座引进课堂,邀请专家学者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创作实践引进课堂,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校园红色文化、当代作家谈创作和文学现象等专题讲座中,学生们更直观地了解和接触了文学本身,获得了最直接的文学体验,激发了本土文学自信。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具有红色基因的学校,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均有师生为国家为党献出生命,对于这一特殊宝贵的教学资源,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更应该结合它,将遥不可及的过往年代直接拉近,学生通过对桂师革命历程和那段特殊时期的桂林文化文学的研习,使理论和实践融汇贯通,并同时激发学生对学校历史、学校精神的认同感和文学文化自信。此外,经典作品颂唱演、文化创意比赛、原创杂志、话剧创编演、内部文学刊物等校园文化品牌,都给现当代文学知识的实践和运用提供了极大可能,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更高,研读、评价作家作品、改编作品热情高涨。

(三)融汇网络媒体,拓展实践空间当下的互联网3.0时代,学习迈入“智慧教育”阶段。现当代文学也必须借助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探索更为个性化、更具实效性的新型教学方式。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通过班级QQ群、微信群、易班平台组织开展读书专题活动,交流读书心得、开展征文活动。利用公众信息平台,展示班级课程学习成果。利用各种小软件小插件把读书笔记、作家作品小评论、原创文学作品等编辑为音像图文电子杂志。还可以举办网络实时文学沙龙,读书视频分享,让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文学实践充盈青年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强化了学生运用现代媒体技术的兴趣和能力。

三、课程作业变“呆板抽象”

为“生动有效”作业是教学环节重要的一个部分,作业的有效性是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一般来说,文学课程作业基本上是由教师布置阅读分析作品、写作读后感、作品评论等。虽然教师对学生文学能力方面提出了要求,但形式千篇一律,刻板抽象,学生兴趣不高,效果也不理想。我们必须明确,“说”与“写”要成为汉语专业核心能力的基础,专业基础课作业的设计,也必须围绕这两大基本能力展开。要真正体现实践性,直指汉语职业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作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一)思路:“大语文”式的实操拓展文学无处不在,文学体验也不应受限于书本、课堂和校园。拓展与延伸,应该成为“大语文”思维观照下的现当代文学课程作业的主要实践方向。课堂之外的经典作品颂唱演、现当代作品小剧场、现当代名作家足迹寻访、虚拟仿真情景再现、文学(电子)杂志的创编与传播等都可以成为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作业形式。笔者曾布置学生搜集和寻访调查本土现代文人足迹,并结合文学作品的理解制作成图文音像短片在课堂上交流分享。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查阅资料、实地调查、筛选组合素材,研究作家研读作品、编辑文稿和图像资料,交出了令人惊喜的优质作业。在形式多样的实操体验作业中,学生们研读作品、相互交流、分析论证、巩固提升,将书本、课堂的知识消化吸收并以自己喜欢的形式运用和呈现,锻炼和提高了文学实践能力。

(二)组织:任务驱动下的团队合作共享时代需要的是团队合作。课程作业要体现合作与共赢,首先需要任务和目标的驱动。笔者在部分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作业设计和实践中,设计项目或者给出目标,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组织协调,带领组员完成任务。如在当代文学“新写实小说”教学中设置小组作业:要求各组分别从池莉、刘震云的小说创作轨迹出发,研读作家80、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以“新写实小说”承袭与发展为主题形成讨论报告,并制作汇报PPT,各组派代表在课堂上交流。作业布置后,小组成员目标一致、分工明确、资源共享、求同存异,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学主题汇报。从过程到结果,学生们“说”与“写”、沟通与协调、组织与管理、创意与策划等能力得到了综合锻炼和提升。

四、课程评价变“机械记背”

为“动态观测”强化了实践和体验环节的课程评价,不能够单纯以知识检测为主的试卷形式进行考核打分。而应该在关注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的实际运用和实践能力,体现知识、能力、情感的同步评价。笔者在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评价中,采取“基本文史知识(50%)+文学实践水平(50%)”的模式,试图将知识考核与能力测评有机结合。

(一)文史知识考核注重综合运用现当代文学课程文史部分的测评仍然使用的是试卷型书面考核,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史和重要文学现象、识记文学常识、背默经典作品(片段)、进行作品分析。在题型设计和答题要求上,尽量着眼于记忆、理解和思维拓展,适当加大主观发挥的比例,除了传统的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片段分析和论述等题型,还可以适当尝试作品改写、续写以及限时创作等类型的考核。如此一来,学生不单要记背基础文史知识,更需要在解题中运用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来理解、分析、归纳、表达,基本达到理性识记和自主感悟的结合。

(二)文学实践测评着眼过程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实践是丰富多样的,有文史知识竞赛、作品诵读评比、专业阅读训练(阅读数量、读书笔记、作品评论)、读书报告会、专题文学沙龙、微剧表演、文学创作等。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动口动心、亲身体验和实践,自由展现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把握、领悟以及运用和创造,感受文学的巨大魅力,获得文学的美感。在文学实践测评中,笔者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学生相互评价+教师评价”来进行评价,尽量尊重在动态学习和实践中学生个体的特性,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使学生在文学实践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和谐学习气氛,这种评价方式也有效弥补了纸卷考试的刻板、机械和模糊个性的缺陷。综合以上实践与研究,在汉语专业现当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中,必须进一步更新理念,将“文学”的特质与职业实际需求紧紧结合在一起,优化整合各方面资源,科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相长,真正培养出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具备较强汉语职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相信这种尝试也为其他文学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和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申长崴.高职高专现当代文学课程“五环联动”式教学实践与研究[J].教育理论研究,2011(4):72.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2篇

萌芽期(1919—1924):1919年,阎锡山在其叔父徐一清的帮助下拟筹资150万银元,以一百元为一股共15000股,在榆次城北门外成立“山西晋华纺纱股份有限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到1924年6月1日晋华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并同时改名为榆次晋华纺纱厂(晋华纺织厂编《生命的历程•晋华纺织厂生产经营情况及1994—2001年亏损因素分析》,2002年)。发展期(1924—1937):1929年,晋华纺纱厂扩存股本到300万元(银币),并扩建厂房,增加纱锭,设备也在不断地补给更新,到1934年,除租赁祁县织染厂外,晋华成为共同拥有纱锭41744枚、布机480台、毯机4台的全能纺织厂。1935年11月随着上海技术人员的输入,晋华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较前有了一定的提高,1937年春季增加线锭1504枚,成为旧晋华产量最高的年份(晋华纺织厂编《生命的历程•晋华纺织厂生产经营情况及1994—2001年亏损因素分析》,2002年)。低谷期(1937—1945):1937年10月3日晋华由日寇实行军事管理,改名为“军管理第十二工厂”,主管者为“东洋纺绩会社”。1942年改归山西产业株式会管理,更名为“榆次纺织厂”。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从该厂榨取巨额利润达51577004日元,相当于24个晋华纺织厂。厂里许多设备损坏严重,陷于瘫痪(山西晋华纺织一厂破产清算组《山西晋华纺织一厂历史回顾》)。恢复期(1945—1949):1945年晋华被国民党接管,直属山西省西北实业公司。1948年7月18日榆次解放,晋华恢复生产。1949年9月开出纱锭26000枚,布机492台,当时的工人全部就业。全年共生产棉纱1.23万件(2232吨),棉布340.19万米,棉毯4800条,总产值(以1957年不变价计算)为946.93万元,占1937年的38.23%(山西晋华纺织一厂破产清算组《山西晋华纺织一厂历史回顾》)。

二、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优势

晋华纺织厂从艰难地创办,逐渐地发展,到跌入谷底,后逐渐恢复,其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经历了一些发展和变化。生产技术主要包含5个方面:厂房建筑、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动力供应、原料分析;经营管理包含3个方面:销售管理、经济效益、人员分配。

(一)生产技术

1.厂房设备齐全

一战后,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车间厂房也由以前的砖木改为钢筋水泥结构,除限于地面和其他原因偶有二层或三层外,均为锯齿式平房。晋华聘请英籍工程师李密度设计厂房图纸,采用当时流行的单层锯齿形厂房,绝大部分采用混合结构。晋华共有8个库房,其中1—5#库为成品库,6—9#库为原棉库。成品库采用普通的砖混砖木结构库房,顶上有透气孔,窗户开在右侧面,采光较好;原棉库面积要较成品库大一点,库房门设计呈欧式风格,更为独特的是窗户开在房顶,每座库房均有7扇窗户,库房前部房顶各有两个样式别致的透气孔。晋华的生产及配套设施较为全面,建筑布局比较合理,除厂房主要部分为混合结构外,其余均为砖木结构,且建筑风格各异,其中会议厅为典型的欧式风格,其余建筑较好地体现了中西结合的风格,体现了中西结合的思想。

2.生产设备精良

英国的纺织机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晋华在建厂之初便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英国、日本等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企业的机器设备不断得以更新和补充。当时,晋华主要有纺纱车间、织布车间、织毯车间、机电车间、修缮间、实验室、通风组及皮辊房等8个生产区域。晋华的主要设备里进口机器所占比例达到85%以上,基本上为抗战前从英国和日本进口。也就是说,1937年以前,晋华就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采用新式设备,具备了较为先进的生产能力,并且直接建立了以电气动力为标准的近代化大工业生产体系。比如,晋华所进口的这套纺织设备的开清联合机组,每台每小时的棉条产量即达到空前的6公斤左右,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生产效益与明清时的手工机械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批先进的设备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

3.生产工艺完善

建厂伊始,晋华就注重采用当时先进的生产工艺,尤其是1935年由天津中国银行代管后,从上海调入一批技术人员,其生产工艺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主要生产工艺为:纺纱:依次为原棉、送花、开包、松花、配花、除尘、喂花、头道清花、二道清花、三道清花、过磅、梳花、头道并条、二道并条、三道并条、头道粗纺、二道粗仿、三道粗纺、过细纺机、饮纱、摇纱、磅重、成捆、包纸、成包、印刷、送车储存,是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纺线:经筒子机并成筒子,经合股机合成线,以后与制纱同一工序。织布:经纱—过筒管车、牵经车、浆纱车、穿筘、上织机;纬纱—过纬纱机、送厂开织;整理—验布、括毛、碾光、叠折、缝布、印牌、成包、送库储存。正是因为该生产工艺较为科学,故建国后还运行了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说是晋华对我国棉纺织业的一个独特贡献。

4.动力供应便利

机器的运转有赖于动力的消耗,故动力产额的大小成为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建厂伊始,晋华使用蒸汽作为动力。随着电气设备的增多,全厂设备的电动机均为交流电动机,数量达1656台,动力供应不成问题。为此,1929年晋华在距榆次5公里的源涡村建立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的发电厂,安装当时较先进也是山西省功率最大的1150KW透平发电机1台,但缺点就是耗水量极大。为此,在发电厂专门建有贮水池。加之,榆次又是产煤区,所出产的煤质高价优,发热量高,故燃料的供应可以就近取材,且能充分供应。

5.原料供应充足

我国固有品种的棉花,在长度、清洁度等方面无法达到当时纺纱机所需要的棉花品质,为此,1933年山西开始建立棉花技术指导体系,改临汾棉业试验场为山西省棉花试验场,在榆次等地设立分场,设立改良棉轧花厂,统一轧花,确保棉种纯洁度。此后,山西的植棉面积急速扩大,棉花产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晋华所处地理位置较好,毗邻黄河流域的一些主要产棉区。所需原棉外省主要是河北石家庄,省内为曲沃、翼城、临汾、洪洞、荣河、文水及汾阳等地,供应充足,收购、运输便利且质量相对较好。一般而言,晋华棉花年需求量基本上稳定在近8万担,约占全省年用量的一半以上。

(二)经营管理

1.产品销售便利

晋华的主要产品有桐叶牌10支、14支、16支棉纱,三环牌20支、22支、32支、42支棉纱;三晋牌18磅粗布,明月牌16磅粗布,明星牌细布,三环牌各种色毯。产品种类较多,较好地满足了当时各类消费人群的需求。产品销售分代销、批销、设庄运销及门市发行四种,销往省内各地及平汉铁路沿线河北石家庄、清苑、获鹿(今属鹿泉市)、河南许昌等地,并出口到国外,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榆次处于交通枢纽地位,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榆次交汇,且石太铁路在晋华厂内设有站台,极大地方便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这是当时国内其他纺织厂所不具备的。

2.经济效益起伏大

晋华1919年建厂后,久经战乱,抗战期间又经历了日本人的军管,经营不稳定,经济效益起伏较大,但上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晋华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年为晋华厂历史上产值最高的年份,因其正赶上抗战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公司生产稳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对晋华实行军管。此期间,一方面因为日本人的残酷盘剥,另一方面因为晋华工人的抗日情绪高涨,所以经济效益非常低。1947年榆次解放前,因阎锡山致力于内战,所以晋华厂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直至榆次解放后晋华厂回到人民手中,晋华厂才焕发出新的活力,生产经营渐趋稳定,经济效益逐渐恢复到抗战前水平。

3.人员分配合理

晋华厂最高权力机构为“董监会”,设董事长1人,常务董事2人,董事6人,监察4人,共计13人,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一,管理和技术人员。晋华厂直接管理生产者为经理和副经理,均由董事会聘任。在天津中国银行代管期间,晋华改革领导体制,设置了“四总”,即总工程师(相当于厂长)、总秘书、总会计与总稽核,后三职由徐一清之子徐士珙兼任(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厂内生产管理多由工程师、工务主任、工务员等担任。虽尚未达到科学管理及工作合理化水平,而与论工论货工资之厘定(并条、粗纱论亨司,细纱论木棍及重量计算工资),以及工人之训练考核(招募生手工、由教师制定机台、专事训练按期考试),均有相当改进。在技术人员方面,晋华开办前就请外国技师进行设计工作,同时徐一清还派许多中专生去南通张謇的纱厂实习,以尽可能多地储备技术力量。在晋华的百余名职员中,有20余名技术人员来自天津、上海等地,其余则为创办发起人和大股东举荐入厂。第二,工人。晋华生产工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另一类是普通工人。前者包括机匠、工头及纺纱熟手,大都从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聘请而来,约200人。如“清花间的于阿四,梳棉机匠谭金保,粗纱间的陈阿俊,细纱间的胡四高和陈顺甫,摇纱间的庄金镖、动力间的王玉林”等,都是开工时从外地聘请来的师傅。后者包括徒工和养成工,基本上均从榆次城镇和郊区招来。工人入厂前要填写“保证书”,大致内容为:自愿上工,遵守厂纪,服从指挥调遣,保证三年内不离厂等。填好后由本人画押,并由介绍人和铺保盖章。一些技术工种的徒工,入厂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为押金,本人不得领取,由公司扣押,以防不测(榆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次文史资料第9辑》)。公司对聘请来的外省职员和工人,在住宿、托儿等方面给予一定优待,如带家属,还分配给家属宿舍,其他职员则自找民房。1924年6月1日,当时有20名工程技术人员,100多名职员,500多名工人。1937年,职工人数3200左右,日开2班,每班工作12小时,全月每人工作28天以上。1937年,晋华职员96人,男工1333人,女工339人,童工31人,学徒89人,职工来源以本地为最多,其余多为河南和河北人。工资每月23000余元。

三、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劣势

晋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五大优势,经营管理也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流程。但是晋华纺织厂的发展还是十分艰难,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势。

(一)晋中地区历史条件的制约

工业的发展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工业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的起伏而起伏,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影响工业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而当时国际上也以纺织业发展为主,所以晋中纺织业发展的机会很好,利益很大。但股东们、军阀们不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壮大,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了支撑军阀的军费开支,并巩固其地位,不断地筹措资金来兴办企业。当无利可图时,投入也就不复存在,尤其是晋华走向低谷的时候,资金成为了大问题,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日本侵略者对该厂生产设备只使用,不维修,为了经济利益,无限制地、无休止地剥夺劳动人民的成果。从晋华纺织厂的发展来看,建厂时的股东主要是山西的地主、商人和官僚资产阶级,而后被日本人控制,最后又被国民党接管,利润一直是管理者的追求,而利润的高低也是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润高就扩大规模,利润低就减员减产,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晋华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二)晋中纺织工业缺乏先进技术

在投产初期,晋华虽然购买了很多先进的机器,雇佣了大量的工人,看似庞大的企业,其实完全没有竞争力,因为企业没有自己研发的技术和科研人员,而工人只是一味地按照指令做事,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尤其是当1935年日本在我国倾销纺织品,致使晋华产品销售不畅,造成积压,其实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了缺少技术的弊端,晋华只是购买了设备,没有完全掌握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华的技术也没有革新,造成了晋华纺织厂的技术落后,很难与欧美、日本的纺织业进行竞争。这时晋华纺织厂与太原纺织厂联合,但是治标不治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直到从上海引进了技术人员之后,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晋华刚想改革的愿望就此破灭了,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慢慢恢复生产,引进和找回技术人员。但是,从抗日战争到建国这段时间内技术长时间地和国际脱轨,是造成晋华纺织厂技术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三)晋中纺织工业的人员缺少改革和创新的意识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选题广泛、新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但研究的热点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深入细节,工具书的编纂和作品的翻译、整理卓有成果,关注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唐文学的特别关注尤为引人注目。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多研究综合性的问题,视角新颖,较为关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叙事文学。

【关键词】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台港澳地区/日本、韩国/欧美国家

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

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台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由郑骞、潘重规、饶宗颐、王梦鸥等一批民国年间的前辈学者奠定的,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在大陆学术中辍的

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却有长足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异彩纷呈,既有夏敬观《说唐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这样传统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1975年第12期)、姚一苇《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文学论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这样很现代的研究。张叔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一书融汇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杜诗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杜诗加以探讨,如王三庆《杜甫诗韵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诗句法举隅》(台湾中华书局,1973)、黄启原《杜甫诗虚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诗体学研究方面,席涵静《唐人七言近体诗格律的研究》(昌言图书公司,1976)、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当时大陆学者较少涉及的题目。

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台港澳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年谱和作家评传、研究类的著作较多。前者主要有杨承祖《张九龄年谱》(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王梦鸥《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艺文印书馆,1973)、刁抱石《唐张文昌先生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马起华《韩文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张达人《刘禹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罗联添《白乐天年谱》(中华丛书,1989)等,仅元稹年谱就出版了两种:薛风生《元微之年谱》(学生书局,1977)、张达人《唐元微之稹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后者则有杨慧杰《诗中的李白》(东大图书公司,1988)、杨文雄《诗佛王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8)、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书局,1977)、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2)、王基伦《韩柳古文新论》(里仁书局,1996)、杨宗莹《白居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刘维崇《元稹评传》(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范淑芬《元稹及其乐府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李卓藩《李贺诗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方瑜《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与温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吕武志《杜牧散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等。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学海出版社,1986)收入中晚唐作家独孤及、韦应物、张籍、刘禹锡、李翱和司空图6人年谱,多筚路蓝缕之功;论文集《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收有关唐代诗文的论文22篇,对唐代古文、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料作了广泛的考证研究,尤其注重材料的正本清源工作,结论平实而通达。

纵观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专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关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等少数几种,后者对大历十才子集团之成因及诗人钱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诗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而期刊论文涉及的课题则较广,比如皎然研究有姚垚《皎然年谱稿》(《书目杂志》1979年第2期),许浑研究有陈修武《全唐诗中所收的杜牧集和许浑集》(《书目杂志》1967年第3期)、《全唐诗杜牧许浑二家诗集互见诗篇考》(《书目杂志》1967年第2期),姚合研究有王梦鸥《唐武功体诗试探》(《东方杂志》1983年第12期)、邝健行《姚合考》(《中国诗歌论稿》,新亚研究所,1984),裴度和舒元舆研究有吕武志《裴度的文学观和散文》(《中国学术年刊》1992年,总第13期)、《舒元舆散文析论》(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等,这些论文都比大陆的研究早出多年。另外像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4)、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天山出版社,1994)、李丰㮊《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凌欣欣《初唐诗歌中季节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欧丽娟《杜诗意象论》(里仁书局,1997)这样的研究课题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大陆迄今尚未见有研究专著出版。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东大图书公司,1997)由6篇论文构成,由唐代诗歌与禅学的关系入手,关注唐人宴坐诗及王维、白居易、齐己诗禅世界,是继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专著。穆宏燕的《唐绝句与波斯四行诗之比较》(《中国国学》1994年,总第21期)详细比较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并推论其可能的联系,是唐代文学研究

中少见的中外比较论文。

综合性研究一直比作家研究要少,但90年代以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不少是综合性研究的课题,近几年内也许会出版一批专著。现有的成果,散文方面则有黄春贵《唐代古文运动探究》(汉京出版社,1980)、郑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赋有简宗梧《试论唐赋之发展及其特点》(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邝健行《唐代律赋对科举考试的粘附与偏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胡楚生《韩柳赋之比较》)(《兴大中文学报》1993年第6期)等论文。1993年辞赋专家简宗梧教授指导的两部博士论文马宝莲《唐律赋研究》(文化大学)、白锡承《初唐赋研究》(政治大学)完成,这是唐赋研究寥寥可数的成果,值得注意。小说有王梦欧《唐人小说研究》(艺文印书馆,1971~1978),20年来享誉学林,是治唐代小说者必读的经典著作。近年王国良研究唐代小说文本的一系列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开拓。古添洪《唐传奇的结构分析》(《中外文学》1976年第8期)是较早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唐传奇结构特征的论文,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很给人启发。9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位论文取材于唐代小说,从主题、类型的角度对唐传奇的内容和表现作了全面的探讨。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是台湾唐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可以说是20世纪唐代诗学研究出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深受学术界重视。他的《唐〈诗人主客图〉试析》(《中央日报》1985年3月21~28日)也是一篇有见地的论文。杜松柏1976年出版的《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从禅宗各门派参禅机用的不同阐发严羽以禅喻诗之旨,对禅影响唐宋诗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独到发现。此外还有黄美玲《唐代诗评中风格论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文史哲出版社,1984)、萧水顺《从钟嵘诗品到司空诗品》(文史哲出版社,1993)、曹愉生《唐代诗论与画论之关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诗学作了探讨。黄景进、陈晓蔷、王润华(新加坡)、陈国球、杨松年(新加坡)等学者也发表了关于王昌龄、皎然、韩愈、司空图及明清唐诗学研究的论文,在此不再胪列。

敦煌文献是台、港地区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自潘重规、饶宗颐等前辈学者以降,黄永武、罗宗涛、郑阿财、雷桥云、林聪明等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文学文本作了广泛的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煌煌135巨册,将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分藏的敦煌写卷汇为一编,影印出版,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便利。其目录订正前人著录之误数千条,并考出数千张首尾残断而无名的卷子,将敦煌写卷的著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在此基础上编撰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增添俄藏部分,成为迄今最齐备的敦煌文献总目。关于唐诗,他专门编撰了《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一书,梳理了唐诗卷子的问题,与罗宗涛《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敦煌俗文学研究》、雷桥云《敦煌儿童文学研究》、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校证初稿》等著作一道,共同构成了台湾敦煌文学研究的强大阵容。

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

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之外,日本无疑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本翻译、注释、考订还是在作家、文学史研究上都占有领先地位。

作为与自己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外国文学,日本学者对唐代文学倾注了最大的研究热情,出版了许多唐代文学选本和别集的全译详注本。这些译注本在文本校勘和注释上的成果,足可为中国学者借鉴。丰田穰受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一文启发,1943~1944年连续在《斯文》发表《全唐诗纠谬》5篇,订正《全唐诗》作者、小传、题目、文本各种错误38则,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整理《全唐诗》的前驱。日本学者还十分重视资料建设工作,对工具书的编纂投入了很大精力。平冈武夫自50年代起就主持编纂《唐代史料稿》,由《东方学报》刊出8篇,博得学术界的一致称赞,惜迄今未成书。他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12册也是一套非常实用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工具书。小川环树主编的《唐代的诗人》(大修馆,1975),由32位学者合作完成,汇集传、墓志、序跋、随笔杂记等各种资料,注释翻译,将现存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功学界匪浅。如果我们检阅一下日本学者的著述,就会发现,不少学者都是从编索引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如安东俊六《陈子昂诗索引》、花房英树《李白诗歌索引》、《韩愈诗歌索引》、丸山茂《张籍诗歌索引》等,这种工作为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日本学者的作风绵密而细致,很少仓促成书,总是选择一个作家或一个问题,一步步地解决问题,深入下去,最后形成一个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老一辈学者如铃木虎雄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学术界早有口碑。当今学界对唐代大作家的研究也出了不少厚实的力作,如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早稻田大学,1959)、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创文社,1976)、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三省堂,1976)、武部利男《李白的梦》(1982)、内山春夫《杜牧研究》(汇文堂书店,1985)、太田次男《中唐文人考》(研文社,1993)等。铃木修次的论文集《唐代诗人论》(凤出版,1973)讨论了15位重要诗人的生平与创作,是日本唐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所有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独特渊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据丸山茂统计,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关白居易的书籍多至78种(不包括再版),比中国大

陆和台湾出版物的总和(65种)还多。1993年勉诚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编集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学者为主,有其他国家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参加,集数十人之力,从资料到问题,对白居易研究作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日本的学术传统一向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曲研究不太受重视,除有关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论外,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见两位通论唐宋词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词人,户仓英美的论著涉及唐词的时空观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唐代小说研究,应该说日本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是前驱之一。但有关小说研究的论著远较诗文为少,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木耳社,1977)、近藤春雄《唐代小说研究》(笠间书院,1978)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近年则有竹田晃、小南一郎、富永一登、增子和男、松崎治之、川口秀树、黑田真美子等学者致力于此。文学理论也是日本研究较少的领域,但《文镜秘府论》因属日本古典之一,格外受到重视,到40年代就发表了内藤湖南、铃木虎雄、中泽希男、加地哲定、吉田幸一等学者的论文近40篇,1948~1953年小西甚一出版《文镜秘府论考》三卷,在文本校勘、材料溯源、内容阐述、版本梳理各方面都做得很精致,成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此后中泽希男、兴膳宏、清水凯夫、古川末喜等学者仍不断有拾遗补阙和讨论声病学说的。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筑摩书房,1986)可以说是集几十年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研究,以森槐南《二十四诗品解》和岩溪裳川《二十四诗品举例》最有特色,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弘前大学中国文学会)为集成性著作,船津富彦《唐宋文学论》(汲古书院,1986)中所收关于皎然《诗式》、《诗议》、托名白居易《金针诗格》、司空图“酸咸之外”说及唐传奇创作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他论文则有太田兵三郎《诗的风格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汉学会杂志》1935年第2期)、赤井益久《关于中唐的意境说》(《国学院杂志》1995年第4期)、兴膳宏《皎然诗式的结构与理论》(《中国文学报》1995年,总第50期)、林田慎之助《唐僧皎然的诗论》(日本中国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论文集,1998)、川合康三《唐代对文学史的思考(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8年,总第37期)等。

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除受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考订方法的影响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重视唐诗的诗语和意象研究,通过唐诗常见的诗语和意象类型,作语义和意象分析,并从文化和文学传统阐释其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内涵,在这方面,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等老辈学者都有一些杰出的论文,前野直彬《风月无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研文社,1981)二书则是较集中地加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口语是日本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早在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秉烛谈》、释大典《诗语解》、释六如《葛原诗话》、津阪东阳《夜航诗话》等书中就有考究,1933年铃木俊发表《关于唐代文学中口语运用的一个考察》(《历史教育》1993年第8期)一文,丰田穰《唐诗俗语考》(《汉学会杂志》1941年第1、2期)、《关于唐诗的助词》(《斯文》1940年第12期)和入矢义高等续有发明,盐见邦彦《唐诗口语研究》(中国书店,1995)一书汇集增订中日有关成果,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二是重视佛、道二教文学的研究。关于唐代佛教与文学,大谷大学的学者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专著有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的研究》(朋友书店,1978),对李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以及讲唱文学、小说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探讨。佛教文学作品选有滋贺高义编《唐代释教文选译注》(朋友书店,1998)。对唐代诗僧的研究,发轫于市原亨吉《论中唐初期的江左诗僧》(《东方学报》1958年,总第28期),河内昭圆用功最勤,先后发表《〈澈上人文集序〉管窥——诗僧灵澈的生涯》(《大谷大学研究年报》26卷,1973)、《关于诗僧灵一》(《文艺论丛》1975~1976年第5、6期)、《〈皎然集〉与赞宁》(《大谷学报》1993年第1期)、《诗僧皎然的佛教》(《文艺论丛》1994年,总第42期)等论文,对中唐几位重要诗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著,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道家的色彩”是首先应该举出的成果,作者将李白诗歌本文与《老子》、《庄子》、《列子》、《列仙传》、《抱朴子》、《神仙传》的文字相比较,从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论述李白对道家的接受,非常有意义。此外,尚有森濑寿三《李贺诗道教的侧面》(《日本中国学会报》1976年,总第28期)、深泽一幸《杜甫与道教》(《言语文化研究》1990~1991年,总第16、17期)、《步虚词考》(《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李商隐与〈真诰〉》、兴膳宏《初唐诗人与宗教》(同前)等论文。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从文体学和类型学的原理出发,注重从文体的表现机能和范式的演变来把握作家的艺术特征和诗史的阶段性,这主要体现在松浦友久及其学生松原朗等的研究中,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1986)二书及《中国诗文论丛》所载松原朗《六朝离别诗的形成》、《李白〈梁甫吟〉考》等系列论文为其代表。

统观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唐文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所刊论著也最多。1990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的“中唐文学会”成立,曾被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胎动”。他们的宗旨是加强横向联系和合作研究,多学科、多角度地考察中唐文学和文化。他们的论著更专门化,常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钻研一个问题,或建立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形成个性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川合康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终南山的变容——中唐

文学论集》(研文社,1999)所收22篇中唐文学论文,能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把握中唐的特质,在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作家、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同寻常的深度,而那些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反过来又充实对中唐文学的宏观认识。他研究韩愈文章的叙事、白居易诗的语言、李贺诗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体现了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学术特点。此外如赤井益久的中唐诗歌主题研究,市川桃子的植物意象研究,浅见洋二的诗画关系研究,加藤国安的杜甫研究,高桥良行的刘长卿研究,下定雅弘、神鹰德治、丸山茂的白居易研究,松本肇、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研究等,都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开拓。他们在《创文》杂志(第346~352期)发表系列论文,表达自己对中唐文学的总体看法。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中唐文学的视角》(创文社,1998)一书作为其群体智慧的结晶,既有文学史的观照,又有关于题材和表现技巧之开拓方面的探讨,还有社会政治、文人生活和艺术观念的研究,无论涉及的对象和内容如何,背后都有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和综合性的多元视角支持,体现了新一代学者在融合传统与当代学术思潮中形成的作风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特点。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个重视唐代文学研究的国家。老辈学者如车柱环等学识渊博,在多方面取得成就,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著涉及诗论、古文、词曲等方面,发表有《云谣集考释》(《幼狮学志》第18卷第4期,1985)、《云谣集的性格问题》(《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司空图的诗观》(《亚细亚研究》第8卷第2期)、《中国文学和古文运动》(《中国学报》,1991)诸文。中年一辈学者如柳晟俊对唐诗的研究也很深入,论文涉及的研究课题包括初唐崔融到晚唐皮日休等众多诗家。根据有限的资料看,韩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诗歌,关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的论著占了最大的部分,代表性的著作有柳晟俊《中国王维、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0)、《王维诗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李锡浩《李白和道教》(集文堂,1981)、李丙畴《诗圣杜甫》(文贤阁,1982)、李章佑《韩诗的古诗用韵研究》(岭南大学,1981)、洪寅杓《柳河东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明文堂,1991)、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6)。散文研究则集中于古文运动的问题,李章佑、洪寅杓、吴洙亨等发表有论文多篇。小说有张基槿《传奇小说研究》、丁镇范《唐代传奇研究》两种,金铉龙《朝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对唐传奇给朝鲜小说的影响作了比较研究。有关文学批评的研究,主要是几篇论司空图诗学的论文;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则集中于变文。由于语言的隔阂,韩国的研究目前还很少为大陆学者了解。

欧美国家的唐代文学研究

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起步于翻译,早期的学者都是翻译家,他们虽然为唐代文学的传播作出不朽贡献,但初步的评述往往有许多误解,这经常成为促使后代学者重新审视唐代文学的一个诱因。比如翟理斯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曾全文翻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称它是表现道家思想的哲理诗,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深远。直到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与研究》(莫斯科,1916)出版,才还其诗论的原貌。

和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广泛和细致相比,欧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作家和人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如李白诗和传记,德国就出版了10多种翻译本。冯·扎克·艾尔文全译李白(未完成)、杜甫、韩愈诗集,被认为是德译唐诗最辉煌的成果。而作家研究,英国有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伦敦,1949)、《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伦敦,1951),麦克姆伦《元稹与早期古文运动》,赫伯特《张九龄的生平与著作》;德国有沃伊奇《白居易研究》,察赫《杜甫》,顾彬《杜牧诗集试释》(韦斯巴顿,1976),高泰涅《唐诗中的明与暗的意象》(法兰克福,1990);法国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1977);美国有克罗尔《孟浩然》(特维尼,1981)和查尔斯·哈特曼《韩愈研究》(普林斯顿大学,1986);苏联有费什曼的副博士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1941)、《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莫斯科,1958),谢列勃里雅科夫《杜甫评传》(莫斯科,1958),贝京《杜甫》(莫斯科,1987),达格丹诺夫《王维创作中的禅宗思想》(新西伯利亚,1984)、《中国中世纪文化中的孟浩然》(莫斯科,1991)。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有不少是华裔学者完成的。尤其是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大学,1962)、《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芝加哥大学,1969),对美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有草创之功。梅祖麟、高友工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研究唐诗的意象、语义、结构,并与西方诗歌相比较,提出许多富于启发的结论,在欧美的唐诗研究中独树一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的魅力》(1989)集结了他们的成果。此外还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台北,1966)、程纪贤《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1968)、余宝琳《王维研究:象征主义诗人》、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1994)、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1984)、陈月桂《寻隐者不遇——唐代的隐逸诗》(法兰克福,1985)等。

唐诗是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学用功最勤的领域,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从老辈学者傅汉思到中年学者斯蒂芬·欧文,都为唐代诗歌研究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见解。他们的论著显示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其历史眼光的敏锐和观察问题角度的独特每给人启发,这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1994)可以窥见一斑。其中斯蒂芬·欧文是唐诗研究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他对中国诗歌有着极好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他的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耶鲁大学,1975)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以后他接连出版了《初唐诗》(耶鲁大学,1977)、《盛唐:中国诗歌的顶峰》(耶鲁大学,1981)、《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学,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哈佛大学,1986)等著作,都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富有启发性

的问题。尤其是《初唐诗》,作为第一部整体研究初唐诗的专著,能摆脱学术界现有的成就,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不但迥别于以前西方学者的学风,也比中国学者更早几年作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究。另一位在叙事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是倪豪士,其《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南天书局,1995)以独特的视角考察唐代的叙事文学作品,往往结合时代思潮加以探索,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的开拓上给人启示。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4篇

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县委党校创建于年月,建校后曾多次易址。年月曾迁至距离县城25千米外的脉地镇江桥村平地坝,并一度改为“五?七”干校。年月,方恢复县委党校建制。年,为了解决县委党校离县城较远,不便于培训轮训干部的实际困难,县委决定在县城附近金星村十九街社皇庄坡麓征地5030平方米,并先后建起了县委党校校舍,年月,正式迁入现址。现有教职工10人,5名教师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有高级讲师2人,讲师1人,在职在读研究生1人;5名行政后勤管理中除1人为中专学历外,均为大专学历。县委党校目前的基础设施为:教学楼1幢和职工宿舍楼1幢,教室2个,厨房1幢,餐厅1个,可同时提供70名学员的食宿和150人规模的培训。设有图书室和微机室,所拥有的数千册藏书和每年所订阅的数十种报刊杂志,能基本上满足学校日常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需要。

县委党校成立以来,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干部教育和培训任务,特别是自年彝县成立以来,肩负起提高彝县干部思想理论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加强党性修养,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突出特点,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在开展教学科研,干部短训、轮训,以及干部学历培训工作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形式不断更新,办学领域不断延伸,办学队伍不断壮大,基础设施也有了较大改善。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年新一届校领导班子制定出《县委党校年建设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以来,先后投资26万元改造了教学综合楼、大教室、厨房和绿化美化了校园环境。目前,正在稳步向校园环境优美、基础设施配套、教学功能齐全的既定发展目标迈进。

二、“主渠道”作用发挥充分,理论培训业绩辉煌

作为党性锻炼的熔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前沿阵地,为了充分发挥在干部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县委党校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作为办学的宗旨和理念,着眼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推动彝县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县脱贫致富奔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积极开展干部培训轮训工作。20年来,我校始终从全县乡科级领导干部和乡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出发,结合不同时期本县社会经济实际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培训方针,并采取多种形式的灵活培训方式,使培训范围不断延伸和扩大。本校不仅圆满完成了每年的干部理论培训、公务员岗位培训任务,而且还拓展了学校的办学渠道,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和声誉。为了提高培训的效果和档次,我校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多次会同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等部门聘请省州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为理论培训班学员授课。本校的教师也经常应邀到县级其他单位和深入11个乡镇及部分村委会,进行理论辅导或讲授党课。20年来,我校共举办了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干部理论培训、短训班和公务员岗位培训班以及县级各部门业务骨干培训班360余期,参训人员达18000多人次,其中干部理论培训班150多期,参加培训的乡科级领导及村干部达8500多人次。

三、学历教育成绩显著,办学层次不断提高

党校的干部学历教育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势和改善干部学历结构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以在职党员干部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干部教育形式。年,经省干部教育委员会批准,开办了学制为两年的全日制党政干部中专班,先后招生两届,共毕业学员85名,八六级毕业45名,八八级毕业40名。从而使本校在大理州党校系统中至今为止,同大理市委党校一道成为办过全日制党政干部中专班的两所县级党校之一。年,我校又开办了中专函授专修班,结业学员54名。年,还开办了中专函授全科班,毕业学员34名。年以来,又先后开办了七届省函大专漾濞教学班,共有349名学员取得了大专文凭。年,开办了第一个中函本科漾濞教学班,、年又连续招收了两个中函本科漾濞教学班,目前在校就读的有三届中函本科班的共150名学员。20年来,在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学员共672名,现已有522名学员取得了大中专毕业文凭。这些从本校完成学业的学员,通过学历培训和教育,不仅糸统地学习和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通过全面糸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接受了新的理论武装。如今这些科学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党性修养又上一个新台阶的学员活跃在全县各条战线上,把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党的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并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不少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成为彝县“三个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5篇

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旧交替的总体格局之下,学术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活跃场面。如果说洋务运动和时期近代学术新潮还处于萌芽状态,那么,20世纪初期的10余年间则破土而出,初步勾画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风貌,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三是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这四个方面的交织运作,使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多变、多元、求新,而较少传世的经典佳作。

晚清的学者多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意识,对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态度,而注重吸收和应用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新学去从事学术研究。上海《广益从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无一真切实用”,尤其是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于空疏无用之一途”。“西儒之言曰:非正义无以谋利,非明道无以计功,此天下之公理也。而董仲舒则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世泥其说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开宋学空谈之先声”。所以,要振兴学术,首先要学习西方,抛弃空谈,“倡明实用之学”。[1](第68号)严复则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大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驳旧式的学术传统,呼吁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严复看来,无论是讲义理的宋学还是重考据的汉学,都缺少科学性,于事无补。他尖锐地批评中国学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他认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第1册,P45)为了传播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严复在辛亥革命时期翻译了8部欧美学术名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他讲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临山荫道上,“应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1902年后,梁启超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以近代学术大家的姿态驰骋于中国学术界了。章太炎和王国维同样深受西学的影响,而且善于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化,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总之,历史推进到20世纪初年,有头脑的学者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新自己的学理。鸦片战争后60年间那种关于是否应引进西学的激烈论争已经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样引进西学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过程当中创造新的学术。对此,王国维在1911年《国学丛刊》的发刊词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未尝知学者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讲授之西学也”。[3](P72-73)

王国维在这时强调的是,中西、新旧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中国学术只有在中西贯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发展。这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学术界,只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才可能是时代的弄潮儿。王国维等人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学素养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优势,以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学术具备了近代气息,焕发出新的生机。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变迁大趋势的思考以及对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的研究,成为20世纪初年学术界中一大亮点。章太炎以近念重新研究古代经学,对《春秋》、《左传》、《易经》、先秦诸子学以及汉学、玄学、宋明理学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在日本办国学讲习班,新论迭出,使鲁迅等一批热血青年为之倾倒。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等西方学人的哲学观点和新的治学方法后,在哲学、红楼梦、教育学、古代诗词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严复虽然较少有关于古典文化的学术专著,但他在翻译西方学术经典时所写的许多按语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这种以新观点、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新动向,不仅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响久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学术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袭着这个套路走过来的。

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经、史、子、集,基本服务于传统的文史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仅单纯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史子集的分类也遇到了挑战。随着洋务运动和时期一批新学堂的涌现,一些新的课程如物理、化学、西医、外语等首先出现在教学当中。到了20世纪初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和扩建新学堂的情况下,传统的文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也涌现出不少近代的新学科,从面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格局。洋务时期的“格致学”逐渐演进为自然科学,在学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西方社会学也传入中国,为人侧目;西方哲学被引入,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也问鼎中华,被学者看好;其他如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地理、天文学等也渐渐萌发了。辛亥革命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学科,这不仅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起了较大的分解作用。这应该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为了“匡国济世”,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学报》鲜明地提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观点。其《序例》明确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其尽匹夫之责欤!”[4](1902年第1期)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民初带有普遍性,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主张从学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时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等,无一不是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即使像章太炎、邓实等人关于“国粹”的研究,也是为了“激动种性”,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革命具有促进作用,但却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政治等同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著。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更新。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史学革命”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qiú@①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

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

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

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方的史学方法,提高“史官”的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马叙伦在《史学总论》一文中批评旧史学“实一家一姓之谱牒也”。要将这种个人“谱牒”的历史学变为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学,就要像西方史学那样“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4](1902年第1期)有人还提出广修方志,以实现“史者民之史也”,因为“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也”。[4](1902年第7期)陈天华还著有《中国革命史论》,以新的革命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演变,大胆提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颇有新意。不过,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难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如梁启超、章太炎的言论,也并非绝对正确。这里只是从总的倾向来看问题,着重肯定的是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向往。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已经到了危机和新生的转折关头,不除旧布新就难以前进,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当了催生的“产婆”,使传统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新的飞跃。

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讨按照新的理念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章太炎的具体设想大致为:通史必须通,要上下千古,浑然一体,从中提炼新理论、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罗列;将典章制度的研究作为重心,“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为中心,要有所选择,只讲其中最重要者;要阐明社会的进化和政治变迁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体裁要创新,要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表记、记传亦居其半”。[5](P139-140)梁启超基本赞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体力行,在办《新民丛报》之余给青年才俊讲授中国历史,并将讲稿草写为《国史稿》(即中国通史),到1904年已达20余万言。遗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动频繁,社会交往太多,兴趣太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构想终未实现。但是,夏曾佑从1904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全新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仅完成从上古到隋朝的写作,但由于理论新、内容新、体裁新,被看作“史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突破了传统旧史的束缚,以进化的观念、社会变迁的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几个时期,同时特别注重社会转变时期的研究,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淫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著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10](1903年第3期)

正是认识到了小说如此强大社会功能,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才开始大办小说杂志,全力投身小说创作,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作品,一时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小说大繁荣。那时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就有近20种,而且涌现了公认的《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四大权威杂志。小说的种类也层出不穷,什么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等应有尽有。1908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出现,进一步将言情小说推向了高潮。据权威人士统计,辛亥革命时期的单行本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11](P197)在小说潮的带动下,产生了公认的《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这标志着那时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显示出新的特点:

一、在创作思想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及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提倡社会改革,向往美好生活;

二、在创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以短篇凑长篇,用许多相对独立但内容相近的故事合为一本大书;

三、在艺术成就上显现出急就章的倾向,多数作品艺术性不高。急速变化的动荡社会,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炼,难以产生学术精品。但是,从中国小说历史长河去观察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时期,由此才进入了新小说的腾飞期。

与小说繁荣互为表里的是诗歌、戏曲、音乐的新飞跃。戊戌维新时期突起的“诗界革命”,在辛亥时期又进一步发展,诗歌的爱国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昂扬。黄遵宪、丘逢甲为代表的“新学诗”十分流行。设立于苏州的南社兴旺发达,还在各地设立了越社、辽社、淮南社等分社,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新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而戏剧的繁荣,又促进了诗歌及文艺创作的发展。1904年出现了近代第一个戏剧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此为阵地,努力宣传戏曲的社会功能,大力呼吁组织“梨园革命军”。陈独秀著文指出:戏曲是“社会改良的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9](1905年第14期)在陈去病、汪笑侬、李叔同等一批戏曲改革者的积极推进下,不仅传统的京剧和地方戏在清末民初有较大发展,而且在1907年,随着“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话剧社团的涌现,话剧被从日本引入了中国,给中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西洋音乐、绘画等也涌入中国。尤其是1907年音乐课正式进入新式学堂之后,伴随着学堂歌曲的发展,音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虽然那时的学术界还来不及对这些新生事物加以深刻的学理上的探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并没有出现,但这毕竟给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改良”新潮的冲击下,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也应运而生了。1904年,20多岁的北大教授林传甲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几乎与此同时,黄人用了7年的时间,在1910年完成了内容新颖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视作研究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不少传统的观点,给小说以一定的地位,同时吸收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提出文学的真谤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求真明善”。[12]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部文学史的影响。比黄人取得更显著成果的是王国维。他应用西洋哲学重新研究《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人生男女之欲”,“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3](P33)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欢乐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压倒一切。《红楼梦》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将此高深的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论一出,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新视角,为许多人所赞许。1910年,王国维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美学思维,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从“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个侧面轻松自如地评说了中国诗词的演变历程。1913年,王国维写就了《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戏曲渊源之后,对宋代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以及元杂剧、元剧的结构等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时人评论此书是前无古人,“虽不敢云后无来者”,但想超越极为困难。[13](第1卷第3期)平心而论,王国维这些学术成就,不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界增加了新的亮点。

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早在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借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也”。[5](P138)

这种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确打开了人们的新思路。所以,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迅速传播。就在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又出版了市川源三易的《社会学提纲》,1911年还有一本《社会学》问世。与此同时,不少报刊经常出现介绍和研究社会学的论文。1906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堂要设立社会学的课程,190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设立了社会课程,聘请一位美国教授讲授。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心孚被聘为北大社会学教授,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清华学堂在1917年也设立了社会学课程。个别的留学生如朱友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慈善事业》,颇有见地。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陶孟和,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霍布浩斯和韦斯托马克,著有《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生活》,归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领头人。到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其发源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

2.哲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虽然早已包含了哲学的内容,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系统的哲学研究门类。哲学真正作为近代的新型学科,起源于清末民初。这是西方哲学逐步传入的结果。据现在所掌握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始于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将欧洲哲学翻译为理学。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同样将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此后的三百余年间,虽然也有一些书籍把西方哲学译为“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智学”等,但理学最为流行。最早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他在1885年初刻本的《日本国志·学术志》里,讲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分类时,使用了“哲学”一词。[14](第32卷,P10)1898年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也使用了“哲学”一词。1899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第23期,报道了梁启超在东京参加日本哲学会的消息,梁还在会上介绍了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泰西哲学”的情况。后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哲学”一词的使用就习以为常了。到1905年前后,许多中文报刊都较多地采用“哲学”这一术语了。

“哲学”一词,本为日本人西周助所创。1870年,他在给学生讲解西方哲学时指出:“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哲学是“诸学之上学”。[15](第4卷,P145)由于这个概括比较合理,迅速为日本学界所采用。赴日的中国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也受到了影响,把“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很快为社会所接受。清政府甚至把哲学看作传播自由、民权的有害之学,在1903年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公然删掉了哲学这门课程,禁止在大学堂开设。为此,王国维著文反对,指出哲学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宣布“哲学非有害之学”。[16](第3卷,P47)与此同时,王国维、蔡元培等努力钻研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早在1899年就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注意研究德国哲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1902年翻译了日本人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同时译有《哲学小辞典》。1903年后,他陆续写出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等论著。他深深为哲学的深奥所吸引,称哲学为“伟大之形而上学”,又常常为哲学的艰深所困惑,称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3](P38)1905年后,他虽然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文学方面,但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奠基之功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较王国维早一两年钻研哲学,自称“丁戊之间(1897-1898),乃治哲学”。[17](第1卷,P126)他也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研究有素。他在1901年就,把哲学视为所有学科的“统合之学”。1903年又写出了专著《哲学要领》,对哲学的源起、定义、总念、类别、方法、系统等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或“太极之学”:

“自科学观之,则哲学者,科学原理之原理也,故为科学之科学,亦谓太极之科学。其所以太极者,有三证焉:

一、关于形。形者,自人间之知识比较而得之,而哲学则包举一切之知识也。

二、关于质。质者,即万有之现象而归之原质之所表示,然而此原质者,又不过一本质之所表示,哲学者之所以发明此本质者也。

三、关于知识之主体。对于客体而为主体,此对待世界之言也,准于哲学之原理,则此主体者,亦其本质所表示之机关而已。是故哲学为太极之科学”。[17](第1卷,P179-180)

在20世纪初年,这是对哲学最清晰而完整的概括。它标志着哲学这门新型学科已经为先进的中国学者所掌握,民国初年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3.教育学。教育学在20世纪初年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大量新学堂的涌现,研究教育的杂志和图书、论文逐渐增多。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1901年,王国维主编了我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对教育的基本理念、教育学研究的范畴、教育宗旨、教育体制、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教师素质、学校管理等都进行了研究,还就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先大量办小学、还是努力建大学展开了讨论。此后又涌现了《教育研究》、《教育》等有影响的杂志,使教育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教育研究》由江苏教育会创办,他们一边定期开教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一边在该杂志刊发学术论文,讨论的问题不仅广泛,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黄炎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影响下,将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教育》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专业杂志,重点介绍日本和西方的教育理论,同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有不少新的创意。民国初年,教育学的研究又有较大的进展。

4.军事学。近代军事学的真正确立也在辛亥革命时期,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军事理论,也有一定的军事实践,但并没有对近代军事学展开研究。清末民初,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蔡锷、蒋方震等于军事学颇有造诣;黄兴等近代军事家的涌现,为军事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武备杂志》、《武学》、《军华》等专业研究杂志的涌现,直接推进了学术上的研究。《武备杂志》是北洋武备研究所所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专门研究军事理论、部队编制、武器装备、部队演练、军事教育等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注意介绍日本、德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情况,直接服务于北洋新军的编练。《军华》创刊于1911年,为北京的军国学社所办,专门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所刊《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统计与军事之关系》等学术论文,至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武学》创办于日本东京,集中反映了弥漫于留学界的军国民教育思潮。该刊除大力宣传“以军强国”、“人人皆兵”的政治观念外,还着力进行具体的军事教育、军事技术、军事武器和战略战术的研究。如《骑兵战术论》、《步兵教育之绪论》、《海军战术论》、《炮兵使用之原则》、《说宪兵》、《军舰之类别及性能概论》、《战时给养说》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表明,那时的军事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5.政治学。政治学在近代起步较早,从一定意义上讲,早期改良主义以及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都涉及到了政治学的许多问题,包括孙中山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也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认真探讨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还是起源于20世纪初年。1900年后,大批留日学生对政治和法政的研究以及立宪运动的具体推动,使政治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深度。从《政法学报》和《法政杂志》两份学术刊物来观察,其研究范围,一是对西方和日本的法政理论加以介绍和评论;二是对政治体制、宪法、三权分立、基本法律等加以具体地探究;三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游戏规则和一些法规。其中强调最多的是三权分立和以法治国。《政治学报》的一篇文章讲:

“有宪法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有应享之权力、当尽之义务,两不相侵,而国本斯固矣;有行政法则官不能滥用职权以自私,民亦不能违反命令以自便,朝政乡治,互相联络,而机关斯灵矣;有刑法则犯罪者知所儆惩,被犯者得以昭雪,社会无破坏现象,而秩序斯立矣;有民法则民间事事物物,各有当循之规则,无论智愚强弱,皆不能有所异同,则人权斯平矣;有商法则交易一准信用,不能有虚伪之迹,而实业斯兴矣;有诉讼法则原、被告得各尽其情,不能有隐蔽之患,而刑法斯中矣”。[18](1903年第1期)

这样的研究具有现实感和学术深度,为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自然科学。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讲,自然科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普及面要更广一些,刊发的学术文章也更多一些。这和近代中国人关注西方自然科学较早有一定的关系。洋务运动时期新设的20多所洋务学堂都开设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创办有《格致汇编》等杂志,虽然没有形成气候,构建为一个新的学科,但打开了“格致学”扎根中国的通道。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如蔡元培、王国维等都一致同意把格致学改称理学,这相对科学,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客观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传播。同时,在各类新学堂中普遍开设有理学方面的各门功课,大大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学习。一批自然科学杂志的涌现,将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表中不难看出,这些杂志涉及数学、医学、天文地理、铁路工程、气象学等许多方面,那些综合性杂志则包括了数理化、生物、医学、工程等各个领域。其中涌现了《科学世界》、《理学杂志》、《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科学》、《清华学报》等较有影响的权威杂志。尤其是《科学》杂志,一直坚持到了今天(1949年后改名《中国科学》,是理工方面最具权威的杂志),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透过这些杂志,可以发现清末民初在理工方面已经突破19世纪末单纯介绍国外科技的局面,开始向学术研究迈进。这标志着中国自然科学已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科。不过,当时的不少论文,还是较多地关注科学救国,致力于人文关怀,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的社会理念。《科学世界》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

“通世界万国,有急剧的战争,有平和的战争,或战以工,或战以农,莫不待助于理科。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凡国于斯土者,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强,其民富;不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弱,其民贫。生存竞争将于斯卜之,优胜劣败将于斯观之”。[19](1903年第1期)

《亚泉杂志》的一篇论文讲得更具体:

“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气、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20](1900年第1期)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6篇

一、自我培养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一)强调大学生自身在教育中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教育规律很多大学教育大师都强调了大学教育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重要性。创建现代大学——柏林大学的洪堡提出了大学应该“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大学精神应该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著名教育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最著名的校长之一的蔡元培认为大学精神应该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生自我培养模式,比其他培养模式更容易做到大学生的独立精神、独立思想和独立学习。自我培养是对马克思关于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原理的运用。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它为自我培养的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外因,如果这种教育不能被受教育者所认识、内化及实践外化,这个外因就无法起到预估的作用。当受教育者自己因自身内在需求而自觉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养、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批评、自我改造,主动地接受先进思想,内因的作用便显现出来,教育效果也将更加理想。

(二)可以改变地方高校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的现状地方高校的学生尤其缺少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和自我管理的习惯。这些学生在中小学因为学校教育内容、形式太单一,家长也太过于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老师和家长给孩子包办的事情太多,很多孩子就逐渐地丧失了张扬个性、独立自主的本能。到大学以后,家长和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由严格管理到基本没有管理,也因为大学的任务和中小学阶段相比差别很大,导致很多学生十分迷茫,不知道前进的方向,不会自我管理。其结果是,很多大学生浑浑噩噩,还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就度过大学阶段,然后是不能成为合格的大学生,找工作难,工作后成长难。学校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管,导师指导下的自我培养模式对于地方高校的大学生的成长更有帮助。

二、自我培养在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一)原则、理念1.学生本人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学生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制定生涯规划、大学阶段的总体学业规划和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然后自觉的执行培养计划,所以学生本人是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主体,导师是指导者。2.每生一个培养方案当前大部分高校都是一个专业一个培养方案,自我培养方式要求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涯规划自己制定培养方案。3.每生一个动态成长档案,实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虽然让学生拥有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但不是放任自流。学校会为每位学生安排导师,为每位考生建立动态成长档案,每个专业都选聘专家团队对每位学生的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进行审查,还有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4.培养方案着眼于大学生整个人生大学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正在完成从学校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大学阶段的学习不能只是为了毕业时找到工作、考上研究生或者考上公务员,而是要着眼于整个人生的职业规划、生活规划,为了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二)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的三大块内容:个人成长、专业教育和实习实践活动,现在很多学校对这三块工作分别由三个部门管理,分别是学生工作处、教务处和实践教学部,这三个部门是完全独立的三个部门,并且一般学校都由不同的副校长分管。造成了学生成长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工作的分离,应该实行三个部门的融合,可以把三个部门合并,或者在三个部门之上设立人才培养管理中心,并且由一个副校长分管(图1)。针对现在很多学校对大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缺位的情况,建议在学生工作处下设大学生职业发展管理科。导师是学生培养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导师可以由专业老师担任。

(三)大学生自我培养的过程学生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生涯规划、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业规划和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然后根据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来选课、选择自修的内容(图2),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内因作用。生涯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设计,对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对于大学生自我培养来说,生涯规划是最重要的,生涯规划是学业规划的基础,大学生应该在导师和学校的帮助下在大一完成生涯规划和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业规划。

(四)培养内容1.按照性质分类现在很多地方高校的培养内容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阶段对大学生的“专才”教育,主要是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在专业能力培养方面做得都不到位。大学生培养的内容按照性质应该分为三大类:个人成长教育、专业教育和实习实践教育。个人成长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史、经、哲等内容的学习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专业教育包括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能力的提高。实习实践活动包括和本专业相关的实习、实践活动,也包括学习沟通、认识社会的校内外实践活动。2.按照学习方式分类大学生培养的内容按照学习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教师授课、讲座、自学、校内外职务性的中长期活动和校内外短期活动。教师集中授课,包括人文类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等。讲座是校内外专家讲授的和本专业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新观念和新理论。自学内容包括文史经哲类和专业类图书、杂志、网络等资料。校内职务包括担任班级、校系的学生干部,校外中长期活动指校外兼职、实习、实践等。

(五)自我培养在不同专业的应用自我培养方式适合理科、工科和文科类等所有专业,尤其适合文科类专业。现在很多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只注重专业知识的教学,在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和实习实践活动方面的教育比较欠缺,自我培养方式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自我培养方式可以帮助理科、工科和文科类所有专业的同学在本专业范围内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7篇

一、组织工作

1、先进性教育活动富有成效。在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织的两次检查验收中,成绩均为满分;在四种不同层次的满意度测评中,满意度均为100。

*机关共有41名党员(在职25人,离退休16人)为保证100参学,对离岗创业或经常不在本地的党员,安排专人,采取送党课、送资料等形式,督促、检查、指导他们学习。

广泛征求意见,及时整改提高。向社会各界*委员发放征求意见表180多份,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7次,与300多人次开展谈心活动,征集到对机关支部及领导人意见18条,完成整改17条。

围绕先进性教育开展系列活动。请离休干部、市*原副主席王学源同志为全体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邀请南通市*学习文史委员会郭继荣副主任为在城*委员、机关党员干部就构建和谐社会作专题辅导讲座。

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机关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显著增强,工作作风进一步好转,提升了服务效能。今年来全体党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坚持创新,认真履行“三大职能”,积极探索服务发展的新路子,组织和发动委员开展视察调研,提出许多有价值、可操作性强的建议意见,进一步推进了我市三个文明建设。一年来*机关形成专题视察调研报告11份,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作出重要批示10份;市委、市政府领导对*35份重点提案作出批示,交承办单位办理落实;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报送社情民意信息14条,市委、市政府领导作出重要批示的有11条;为进一步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建立健全了“市*主席会议工作规则”、“市*常委会工作规则”、“市*提案工作条例”等8项配套规章制度,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工作运行机制。

2、积极参与“六城同创”工作。机关党支部负责同志多次到益民、普济、花园社区调查研究,为做好社区共建工作出谋划策;通过多种渠道,协调资金6万多元,为益民、花园社区改善办公条件;先后组织机关党员100多人次参加益民社区的环境整治活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认真做好“六城同创”督查工作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在迎接省文明城市验收期间,收集和报送社情民意30余条,及时反映广大市民对“六城同创”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在市“六城同创”指挥部组织的检查验收中取得机关部门第2名的成绩。

3、深入贫困村帮扶。由机关支部书记*同志担任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调研员史有生同志将理论送到基层,为村支部90多名党员上党课,反响强烈。为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面貌,机关支部讨论研究后,决定从科学技术、交通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进行扶持。为挂钩帮扶的白蒲镇唐堡村干部群众订阅《*科技报》19份,向10多户帮扶户资助款项3800元,带领村两委会一班人赴天寿公司学习考察黑木耳的种植技术,赴长寿集团考察规模养鸭技术,为群众致富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主席*同志为该村的道路建设,多次与交通、农办等部门沟通协调,帮助协调资金,寻找倾斜政策,9月份建成开通一条水泥路,另一条扶贫砂石路(幸福路)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准备实施。为解决村民就医难的实际问题,6月中旬和12月上旬我们组织我市医卫界的*委员和在如的南通市医卫界*委员,送医到挂钩扶贫的唐堡村,500多名群众得到免费义诊。

4、认真落实“四个一”学习制度,坚持执行“”制度。邀请党校校长姚呈明为支部党员和在城委员作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中全会精神讲座;请离休干部陈玉琳同志以自身历经磨难、信念不改的经历为在职党员现身说法,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积极稳妥地抓好党员的发展和管理,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培养工作,以及新党员的跟踪管理工作;按照党章的规定和要求,按时足额缴纳党费。*机关应该参加电子政务信息培训的11名机关干部参加了培训,经考核合格。机关干部的个人学习档案全部建立,学习积分达到或超过组织部、宣传部规定的标准。

5、招商引资任务全面超额完成。将招商引资工作列入*党组、主席会议重要议事日程,把任务分解到*领导个人,分解到“一办五委”,并将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年终奖惩依据;发动委员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委组评优

先进基层党组织汇报材料

依据之一。经多方努力,今年*机关完成到帐外资377万美元,完成市下达全年任务100万美元的377。

二、纪检工作

1、认真贯彻党风廉政责任制,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廉政意识。组织支部党员和委员学习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依法办事水平。

2、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和市委“五条禁令”,制定了《*机关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实施方案》和《关于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行责任分解的通知》,分解责任,落实到人,强化机关民主监督、委员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关全年无违纪问题。

3、加强行风政风建设,积极开展创建“人民满意机关”活动,完善机关工作的规章制度,认真开展行风评议,机关作风进一步转变。

4、加强党性党纪教育。开展反腐倡廉专题教育活动10次,组织在职党员收看廉政教育电教片9次。

5、机关党员及时报送纪检方面信息和宣传报道,撰写心得体会文章。

6、认真做好信访接待工

作,配合市纪委查办案件,及时完成纪委交办的事项。各类资料、台帐齐全。

三、宣传工作

1、*党组成员带头参加机关学习交流,做建设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干部的表率,中心组成员认真准备讲稿,定期送党课到基层支部。

2、学习活动制度化、多样化。制定机关学习制度,坚持周一学习,所有机关干部认真记录,认真思考,踊跃发言。建立干部学习档案,全体机关学习积分都达到或超过了组织部、宣传部规定的标准。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学习时事政治与相关政策文件;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做到学用结合,在实践中提高工作能力。学习形式多样化,鼓励参加各种函授和培训班,提高综合素质,凡45岁以下干部均参加电子政务的学习并已参加考核,多人参加更高学历的函授。

3、围绕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开展了对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百村万户”帮扶工程、社会综合治税、同业商会等情况的调研并形成报告,多份报告已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正在研究落实。开展了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民主评议,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建议意见,形成整改建议反馈到市劳动保障局。*主席会议还专题协商了土地管理、财政工作、幼儿教育、人口资源与计划生育、公安工作、科技工作、人民医院改制情况、全民创业等关系民生的工作。

4、为推介我市历史文化、创建历史文化名城,*文史委员会*联谊会正积极编撰《*历史文化》一书,对我市悠久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弘扬。

5、宣传报道工作有声有色。到目前为止,机关干部共形成调研报告23篇,报送各类信息39篇,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78篇,其中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19篇。

6、完成了全年重点党报、党刊征订发行任务。

四、统战工作

1、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向组织部、统战部积极推荐优秀党外干部。支持*党外主席开展工作,为党外*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搭建平台。

2、与统战部联合开展新委员培训。

3、组织民宗侨台界代表学习讨论《反分裂国家法》。

4、*联谊会常务理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各研究会每季度召开一次,经常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我市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积极建言献策。

五、创新工作

1、推进机关“三化”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根据*章程和全国*的有关文件精神,创新了工作机制,制定了《*全体会议工作规则》、《*主席会议工作规则》、《*常委会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委员遴选办法(试行)》、《*提案工作条例》、《*委员视察调研工作规则》、《*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规则》等八项制度,作为*机关的长期工作准则,形成各方自觉遵守、有效运转的工作机制。

2、民主评议工作规范化,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开展好民主评议工作,切实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部门行风政风建设水平,根据*工作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关于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工作的意见》,经*十一届十四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并经市委办转发至全市各级党组织。《意见》对民主评议的内容、方法、步骤以及开展民主评议的组织领导都作了详实而深入的规定。据此意见,下半年开展了对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民主评议,广泛征求了社会各个阶层建议意见,最后形成整改意见反馈到劳动保障部门,得到市委和该部门的高度重视,各项意见建议得到认真落实整改。

文史教育杂志范文第8篇

1993年,他被原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返聘,开始转向高等教育研究,在四年之内写出了专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赞誉,先后获得部级和省级图书奖。以上只举了两个例子,他所做的其他学术工作及其成果还有很多。这些成果的取得,只用后天的努力和机遇,是无法给予充分解释的,有些只有归因于天赋。涂先生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四十九岁,是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在学业上,涂先生属于他父亲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教过几代学生之后,他的父亲已经很有教学经验,而且对自己晚年所得之子特别关心,也特别严格。在父亲的指导下,涂先生不是从“小猫叫,小狗跳”学起,而是高端切入地从民族文化经典学起。在幼年时期,他熟读了《论语》、《孟子》、《纲鉴略》、《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民族文化经典,练就了终生受用的“童子功”。

从二十岁开始,涂先生迷上了冯友兰先生的学问,通读了他的著述。第二年,涂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与冯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密切交往,得到了冯先生长期、亲密的指导,形成了以哲学为中心的文史哲合一之学。在冯先生的最后十年,涂先生笔记老师的口述自传《三松堂自序》,参与老师最后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讨论与写作,担任十四卷、四百万字的《三松堂全集》的总纂,从老师那里所得的指导超过任何冯门弟子。难怪美国汉学家DianeB.Obenchain(欧迪安)教授曾在英文刊物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学报》)上撰文指出,涂先生“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知道冯友兰的心思”,堪称冯先生的“一号学生”。在遇到冯先生之后,涂先生还遇到了朱九思、文辅相、杨叔子、刘献君等伯乐。“”后期,涂先生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分配到红安县一中教书。一直到1981年5月,涂先生的人事关系还在红安县,是一个无学位、无职称、无学术成果的中学教师。对于这样的教师,当时担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大胆引进,其不拘一格招人才之举着实令人敬佩。1987年,涂先生以副教授职称离休。

1993年,他在离休六年之后,被原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返聘。那时,涂先生已经六十六岁,没有发表过教育研究成果。但是,时任该所所长的文辅相教授打破常规,热情邀请涂先生讲授中国高等教育史。涂先生不负众望,不仅开出了高水平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课程,而且写出了高水平的专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1996年,由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校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等人提议,学校决定把教授职称授予六十九岁的涂又光先生。自此以后,涂先生在该校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声誉日隆,被视为“校宝”和“所宝”,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和很大的自由。然而,涂先生自己在去世不久前说:“我这六十年,前三十年没做什么,后三十年也没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涂先生的最后三十年,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度过的。2014年3月31日,任职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九年的李培根院士卸任,在十三分钟的离任演讲中,一连说了十九个遗憾。官至副部级,拥有院士头衔,做了九年校长,留下那么多遗憾。涂先生没有那样的官位,也没有那样的头衔,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在他离世的时候,是不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呢?遗憾之于人,肯定是有的。所不同的,不过是遗憾的多少和大小。作为一个活了八十多岁的老人,涂先生的第一大遗憾在于:大半生处于折腾状态。从他在1927年出生,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五十多年,中国要么被别人折腾,要么自己折腾,搞得国家动荡不安。即使新中国建立了,在前三十年也很不稳定。等到国家终于稳定下来了,他那一代人大都已经年老力衰,时间和精力被折腾得所剩无几。这是涂先生那一代人普遍的遗憾,也是其所说“前三十年没做什么”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涂先生的第二大遗憾,也是他的特殊遗憾,是他长期用非所长。与做学问相比,做官不是他的长处。可惜,在1949年加入南下工作团以后,他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二十多年,仕途总体上是不顺的。1981年进入华中工学院以后,他在教学方面非常投入,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与研究和写作相比,教学也不是他的长处。由于单位的教学安排,为了不辜负学生的学习期望,他在人生的最后三十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这明显影响了他的研究和写作,强化了他述而不作的学术风格。另外,与哲学研究和书法创作相比,文学研究和教育研究也非他的长处。涂先生那以识见长的学术突出表现在哲学方面,可惜其一生都没有成为一个哲学教授。在进入大学工作以后,他先是在中文系,后来在教育研究机构,虽然也能用其所学,但是并非用其所长。他所说的“后三十年也没做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如此。